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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鹏翔:以行动致改变

时间:2010-08-04 10:06    新闻来源:本站    作者:赵倩

     以行动致改变,绿色和平“激进”中磨合前行
                   ——访绿色和平项目总监施鹏翔


记者:环保NGO的成立发展为我国环保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请为我们的读者介绍下贵单位在这方面以往的成功经验有哪些?

施鹏翔:目前,绿色和平中国的环保项目有食品与农业、气候变化与能源、污染防治和森林保护。绿色和平的项目特点:深入调查,揭露问题,对企业和政府部门施压,最后产生改变或影响。这些年我们做了几件比较有影响力的事情,例如揭露金光集团在云南和海南的非法毁林事件;深入广东贵屿调查电子垃圾拆解行业的情况,并进而推动全球最大的几家电脑生产商停止使用有毒物质;反对中国商业化生产转基因水稻,并揭发湖北非法转基因大米已经流入市场。绿色和平的能量也开始进入了媒体和公众的视野,而且成为中国环保NGO中比较鲜明的一员。

我们认为要把环保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以食品与农业项目为例,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关注转基因食品和农业,绿色和平在其他国家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可是我们很快发现中国的农业和食品生产领域中有更多更大的问题,除了转基因食品方面还有农药和化肥等问题,在我们对这些问题有了一定把握时,就及时推动总部把转基因项目扩大成农业项目,也得到亚洲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办公室的支持。经过几年的内部推动,今天我们在中国的食品与农业项目包括了转基因、农药和化肥方面的工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单在回应中国的环境现实,也使到南方国家的观点可以被融入绿色和平这个国际机构中,使它更接近真正意义的全球性组织。

今后,我们还会在工作中更多地考虑如何发挥绿色和平在世界环保领域的能动性,将我们的工作扩展延伸到世界各地。例如,在做电子垃圾的项目时,我们可以把调查扩展到欧美等发达国家,揭发有毒电子垃圾是从哪里、通过什么样的手段进入中国;在对全球的电脑生产商施压时,我们也可以在他们的总部和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上开展行动,把压力扩大。此外,我们也会更强调揭露问题和施压的工作手法。很多人批评绿色和平只会揭黑暗面,而没有提解决办法。事实上,我们两方面的工作都有,但我们的确更擅长深入调查问题,引起社会关注和对环境破坏者施压。

记者:作为非政府的环保机构,在开展过程中遇到过哪些问题或是阻力吗?是如何应对?

施鹏翔: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和利益集团的搏奕已经愈来愈突出,在环境领域也不例外。对于破坏环境的企业,我们先会晓之以理动之以利。我们会告诉能源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和发展低碳能源是大势所趋,你先走一步,就可以在新技术和新市场上取得制高点。我们会告诉木材行业,你如果想长远发展的话,就不要把森林砍光。如果他们不吃萝卜的话,我们就尝试用大捧。例如,我们可以揭露企业非法砍伐的行为,要求政府执法,用舆论或公众的压力来改变企业的行为,我们与金光集团的交锋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在中国要恪守绿色和平的原则和精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对我们更是一种砥砺。我们最感自毫的是绿色和平不单可以在中国生存扎根,而且在过去几年不断壮大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绿色和平刚进入中国内地时,很多人都觉得我们除非抛弃国外的工作手法,否则不太可能在中国生存很长的时间。但我们没有放弃机构的“以行动致改变”的传统和理念,坚持独立,坚持批判,并且发掘出更多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行动方式和处理办法。

记者:资金、成熟的组织模式是国际环保NGO具有的优势,那么在国内开展工作时是否还会遇到其他的问题,例如官方沟通、限制等,是如何解决的?

施鹏翔:中国是一个很特殊和充满矛盾的国家。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都认为绿色和平和其他国际 NGO肯定在中国面临不少政治压力。媒体从一开始就比较关注绿色和平,但很多记者也认为我们太激进,不一定可以在中国生存下来。

绿色和平进入中国的时候,环保问题还不是媒体和公众关心的热点话题,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不是不严重,而是它还没有密集性地进入公众的视野。我觉得转折点是2004、2005年,怒江水电开发引发的争论,环保总局掀起了环保风暴,圆明园事件引起了争论和历史性的听证会,最后是松花江的污染事件。连串的事件让环境问题变成社会热点,让环境污染进入公众的眼帘。到了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痛心地陈述中国严峻的环境状况,节能减排的指标成为十一五计划最重要的目标之一。至此,环境保护成为中央领导人和舆论的共识。回顾过去几年,变化真的很大,对环保NGO来说,我觉得空间更大了,大家说话更有底气。一名环保官员最近对我们说:“说你们激进?我比你们还激进!”他曾经开着车挡在污染源头阻止生产的进行。这种做法与绿色和平挡在砍伐森林的电锯前有着同样的勇气和决心。


记者:随着环保NGO活动影响的日益增大,我们如何进一步提高话语权?

施鹏翔:近些年,政府和公众对环保的关注度有所增加,媒体对环保议题的报道也多起来。在此背景下,一些从事环境教育的本土NGO开始认真地考虑转型的问题,探索新的环保工作路线。

2003-2004年环绕怒江的争论是这阶段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当中涉及地方政府、中央部委、电力企业、专家、民间环保组织,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关注,最后以温家宝总理暂缓建设的批示而告一段落。2005年初,环保总局掀起了第一次“环保风暴”;3月,圆明园防渗工程引发巨大争议;11月,松花江发生重大污染事件。连串的事件使环境问题变成社会热点,让环境污染进入公众的眼帘,使原来做宣传教育为主的环保NGO参与了与利益集团的博弈。我觉得这两年应该是中国民间环保事业的高峰。

从2006年开始绿色和平中国分部可以说是进入了在中国的扎根期。我们前几年的工作虽然做得不错,但在中国最紧迫和最重要的环保问题上,我们要不缺席,要不没有多大的影响力。松花江污染事件后,我们开始筹备建立水污染项目,并在去年启动了这方面的工作。我们较早就在中国开展了气候变化的项目,当时还受到批评说这不是中国最严峻的环境问题,但我们一直相信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危机,中国也不能置身事外。我们着意地在近两年加强了气候变化的工作,并开始与煤炭和电力行业交锋。此外,我们还开展了农药和化肥污染方面的工作。现在,我们的项目涉及中国一些非常重要的环境议题,在这些问题上的话语权也逐渐增大。

记者:环保NGO的健康发展与政府支持分不开,如何赢得官方的政策支持?

施鹏翔:我们一直坚持绿色和平的性格和原则。我们相信行动带来改变,我们深信NGO最难得的就是它的独立性和民间性,我们依然揭露环境问题,对抗污染者,甚至批评政府的政策。我们在中国大陆生存发展和公开活动了七年之长,事实证明了中国是有空间容纳绿色和平的“激进”,更进一步说,中国并不是大多数人想的那么保守和封闭。我深信中国在进步和开放中,环保事业也不例外。

举个例子:比较开明的政府官员很愿意听取国际NGO的意见。2005年中国起草《可再生能源法》,邀请了绿色和平提供意见。翌年人大通过法例,我们意外地发现部分意见得到采纳。我们很难想象这种事情在美国发生,就算是在欧洲,以绿色和平的影响力也需要下很大的功夫才可以做到。我们发现,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很愿意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像美国或欧洲那种高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和代表他们的专业说客,某程度上使得NGO的意见可以更容易被传达采纳。

记者:作为知名环保NGO,贵组织今后有何发展?

施鹏翔:绿色和平强调环保不可以脱离发展的问题来思考。中国的环境问题必须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得到解决,而不可以先发展后环保。这意味着发展不应该以环境污染和退化为代价,更意味着环保与发展应该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去年确定了绿色和平在中国的机构定位应该是推动“绿色的发展”。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理念,不仅是因为中国的现实,更因为中国如果可以开拓一条绿色的发展道路,对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的环境都有重大的意义。我和不少的同事都抱有一个信念:环保事业在中国的成败不仅将影响这片国土上的13亿人口和他们的下一代,还将极大地影响到地球的未来。

我希望绿色和平可以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尽最大的力量,这对中国意义重大,对全世界也意义重大。我们的路很清楚,而且只有一条,过去在走,以后也会一直走下去。我们与其他环保NGO都走在同一条保护环境的路上。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峻和庞大,需要环保NGO、政府和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一起努力,才能解决。这是最重要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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